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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微貸款的悖論

发布作者: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发布日期:2019-07-15

紀洋/文

小微企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。就我國而言,小微企業的貢獻可以用八七六五來概括,即小微企業貢獻了全國80%的就業,70%左右的專利發明權,60%以上的GDP和50%以上的稅收。

然而,小微貸款又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。具有成本高、利潤低、道德風險大的特點。具體而言,由于小微企業分布較爲廣泛,難以集中獲取多家企業的信息,服務小微企業的邊際成本較高;由于單筆業務小,發放小微貸款的利潤有限;由于缺乏抵押品,道德風險難以控制。在這一背景下,截至2018年末,全國全口徑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3.49萬億元,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3.81%,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增長,但仍難與小微企業的經濟貢獻相匹配。

在這一背景下,我國多次出台相關政策,要求增加小微企業貸款。在銀保監會《關于2019年進一步提升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》中,要求增加銀行信貸在小微企業融資總量中的比重、帶動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整體下降,全年要實現“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增速、貸款戶數不低于上年同期”的“兩增”目標。與此同時,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助力小微貸款,例如在175號文的監管引導下,部分P2P機構積極轉型爲網絡小貸公司或助貸機構。在政策引導下,小微貸款的局面開始轉變,將有更多機構以更低利率放出更多貸款。

在政策引導下,要兼顧“更多的貸款”與“更低的價格”,必須要考慮商業可持續性。按照經典的供求理論,提供貸款的機構越多,貸款供給越多,供給增加會導致價格下降,貸款利率越低,因此適當放開小微貸款的機構准入,看似是降低融資成本的一種方法。

然而,在小微貸款行業,由于貸前的信息獲取與貸後的催收管理格外重要,這個經典的供求理論被打破了,放寬機構准入無法降低融資成本。Hoff和Stiglitz(1998年)曾指出以下三點原因:

第一,減損的規模效應。隨著提供小微貸款的機構增加,每家機構的市場份額將有所下降。更小的市場份額意味著規模效應降低,單家機構提供小微貸款的邊際成本上升,進而增加小微貸款的融資成本。

第二,轉換機會的負外部性。在貸款機構較爲有限時,每個借款人的選擇有限,需要在固定的機構進行首次貸款與後續貸款。爲了確保再次貸款的機會,借款人將盡量避免違約;即便違約,也將盡早籌集資金還款。但當貸款機構增加時,借款人在某家機構違約後,可以去另外一家機構尋求貸款。借款人的違約成本下降,意味著貸款機構的催收成本與壞賬成本上升,進而增加小微貸款的融資成本。

第三,無效的聲譽效應。當貸款機構有限時,各機構便于共享信息,借款人將珍惜自己的“聲譽”。在貸款機構增加後,一方面,違約信息的有效性下降,原本違約的借款人可以從其他機構借新債還舊債,違約信息不能完全反映實際情況;另一方面,違約信息的共享難度增加,各平台難以實現信息共享。

因此,一旦考慮規模效應、負外部性與聲譽效應,放寬小微貸款機構准入,反而會擡高貸款利率。那麽,如何在增加小微貸款機構、增加貸款資金來源的同時,降低小微貸款融資成本呢?需要從上述三種效應入手,以金融科技解決上述難題。

在傳統金融模式下,放寬機構准入難以降低小微貸款融資成本。然而,一旦建立以金融科技爲支撐的統一征信平台,上述悖論將得以打破。在金融科技支撐下,放寬機構准入不僅將帶來更多貸款,還能帶來更便宜的貸款。

從規模效應來看,金融科技能夠爲小型貸款機構進行科技賦能,讓多家貸款機構共享統一的信息系統與風控系統。單家貸款機構只需要獲取數據權限,就可以享受這種規模效應,進而降低小微貸款的邊際成本。從轉換成本的負外部性來看,金融科技的推動下,我國將逐步建立統一的征信系統,打通不同借款平台的征信記錄,提高客戶的違約成本,進而降低單家機構的催收成本。從聲譽效應來看,實現各借款機構的信息共享,將避免借款人“借新債還舊債”,增加信息的有效性與透明度。在政策引導上,以上措施的前提是建立以金融科技爲支撐的征信平台,百行征信(信聯)是在此方向的初步嘗試。

在統一的征信系統成熟運營前,爲了控制小微貸款成本,監管層面應審慎控制小微貸款的機構准入,才能保持規模效應與聲譽效應,避免借貸亂象與催收成本的急劇提升。

金融科技的發展曾一度催生了網絡借貸平台的瘋狂生長,卻無法解決小微貸款的融資難問題。真正要壓低小微貸款的融資成本,只有先控制借貸機構的准入,再推動金融科技的進一步發展,用統一成熟的征信平台作保障,才能適當放寬貸款機構准入,以更多資金來源來解決小微貸款的“融資貴”問題。

(作者爲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、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;編輯:陸玲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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